姚洋:国际形势很复杂。不要让贸易战动摇中国开放和创新的基本原则。

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一天,并且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可以引进、模仿和集成的技术越来越少,没有人知道未来的道路。我们必须更加依赖独立的研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分散在市场中的创新者,而不是政府。<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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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我国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一种是脱钩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未来的目标是阻止中国的崛起。一个是“自主创新”理论,认为我们应该像以前一样依靠别人和自己来进行所谓的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两个判断很有争议

我们必须对中美脱钩理论保持清醒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美国真正想阻止中国崛起的很少,可能是共和党中的强硬派,以及一些美国所谓的“深层国家”,主要是军事和安全部门这些人的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极端言论被大大夸大了。像纳瓦罗这样的人在美国也应该是少数。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竞争并不等于敌意,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并不意味着美国想阻止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竞争意味着平等例如,美国过去常说中国是一个小弟弟。我拍拍你,给了你一些糖果。现在它说我不会给你糖果,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个人不相信脱钩

首先,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商界,不愿意与中国脱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中国市场,许多美国高科技企业无法生存,至少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芯片行业,美国芯片生产的40%-60%销往中国。脱钩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市场与他们无关。包括投资300亿美元建造一座5纳米新工厂的台湾TSMC,都瞄准了中国大陆市场。因此,即使特朗普下令禁止向华为供货,TSMC也没有遵守,因为失去内地市场将意味着失去未来。

其次,美国商界的初衷是利用特朗普的贸易战。真正的目标是允许中国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并允许利润。

199中美贸易谈判涵盖了中国国内政策的许多方面。为此,美国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减少贸易赤字;第二是允许美国企业尽可能多地回到美国,以增加当地税收和就业。如果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无疑将进一步优化经营环境,对外国企业更具吸引力。如果美国公司选择更多地留在中国,这不符合特朗普的目标。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寻求美国商界的支持,加快国内改革。

开放创新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美国商界的初衷不是去耦合。中国应该珍惜我们的开放环境,尤其是开放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经过两代人的积累和牺牲,取得了罕见的技术进步,并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与此同时,它在空间技术、空间技术和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今天,它是世界级的,都与这30年的积累有关。

但这种闭门独立创新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成本太高在座的年轻人,谁愿意像邓稼先那样,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了17年,却在辐射过多的情况下英年早逝?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科学研究和创新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了。自

199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技术进步更快,但与前30年不同的是,我们没有付出更高的代价,因为这些技术创新是开放性的。高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缺乏技术基础的情况下,我们首先从包括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四个国家购买技术,然后将其本地化。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高速铁路基本上已经完全本地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没有开放的整合,恐怕我不能再关起门来再做20年。

面向未来,对外开放仍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和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开放式创新完全放弃了自主创新。这两者并不矛盾。这只是意味着自主创新也应该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

必要的技术追赶和创新应用产业政策

无论是开放式创新还是自主创新,产业政策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我个人不主张完全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两位学术带头人和张就产业政策发生了争论。许多人问我,作为院长,你同意谁?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舞台理论家,一个地方主义者和一个项目理论家。什么意思?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实施取决于发展阶段、地区条件和具体项目。项目的关键是技术路线是否清晰如果技术路线明确,只有人缺钱,那么产业政策就可以实施。前面提到的

高速铁路就是一个例子,芯片也是一个例子。芯片厂的初始投资是300亿美元或400亿美元。这不是任何企业甚至任何地方政府都能轻易做到的。因此,国家投资武汉光谷长江水库作为存储芯片是可行的,因为该芯片的技术路线非常明确,缺乏的是资金、经验和收益。TSMC的收益率可以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收益率可能是70%成品率低,成本高,价格无法确定。自然,他们无法竞争。因此,芯片行业需要在最初的几年里持有较高的股份并加大投资,以便在收益率达到80%后能够在市场上竞争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长江内存芯片即将进入实用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必须坚持市场创新

然而,大多数创新的道路并不明朗,尤其是进入技术前沿之后,只有云、和任等人进入了无人区。他们的创新是高风险行为,必须有匹配的市场结构来分担风险和鼓励风险。对于这种技术路线不明的创新,风险必须由分散的个人承担,而不是由国家承担。

我们通常会看到在创新方面非常成功的人。我们为他们喝彩,为他们的投资回报感到惋惜。例如,孙正义对马云的投资回报率约为2900倍。但事实上,孙正义赚了那些创新失败的人的钱。由于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创新水平,成功的概率约为1/3000。如果回报率低于3000倍,整个社会没有人会投资于这种创新。政府不可能知道谁会赢,谁会输,也承受不起这样的风险。市场只能这样做。

中国走到了这一天,并且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可以引进、模仿和集成的技术越来越少,没有人知道未来的道路。我们必须更加依赖独立的研发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分散在市场中的创新者,而不是政府。例如,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世界都在探索。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政府不应带头创新,因为方向极不确定,这与芯片和高速铁路等技术方向已经确定的行业不同。但是现在许多城市和地方政府都在干预,结果可能非常不令人满意。例如,大量新能源汽车公司纷纷出现,要求产业补贴,而传统汽车公司有可能最终成功生存。特斯拉可能是唯一一家看到成功希望的非传统汽车公司。政府在这方面的产业政策应该得到很好的控制。许多创新不需要政府鼓励,真正的企业家会自己去做。我接触的许多企业都在不断创新,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常务院长姚洋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制度变迁、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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